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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遭遇债务新规:两个企业家妻子的命运交集

2020年4月25日 - 理财知识

T+- (原标题:个人破产遭遇债务新规:两个明星企业家妻子的命运交集)
刚刚完成第三次审议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让金燕的遭遇再次卷入舆论旋涡。10月22日,北京市高院二审驳回了小马奔腾创始人李明的遗孀金燕相关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这意味着金燕需为亡夫李明因对赌协议形成的两亿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据报道,2014年1月2日,李明突然离世,小马奔腾没有如期成功上市,“对赌”失败。建银投资公司与李明的遗孀金燕对簿公堂,北京市一中院2017年9月25日作出判决:基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之规定,金燕因夫妻共同债务要在2亿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丈夫去世、家中两处房产被查封、家中三代只能租房子住。一审时金燕认为“对赌协议”她没签字,巨额的投资款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没有持有过小马奔腾的股权,不应该承担如此巨额的债务。但二审法院判决认为,金燕对于对赌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义务是明知的,其参与了公司的共同经营。李明去世后,金燕的一系列行为证实李明、金燕夫妻共同经营公司,案涉债务属于二人经营所负共同债务。这证实了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中夫妻债务法条的一个质疑,草案中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在三审时,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孙宪忠说,“如果双方没有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没有追认的,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法院能不能承认保护?如果夫妻商量好一方就是不签字,以后不追认,又怎么办?”事实上,在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上,如果不能准确划分债务主体,既可能让债权人利益受损,也可能让善意的第三人成为债务人。因此,如何公平合理保障双方利益,一直以来存在拉锯。同样可能受到夫妻债务新规困扰的还有另一位明星企业家贾跃亭的妻子甘薇。近日有消息称,贾跃亭与甘薇已向法院申请离婚。只不过,甘薇是否背负夫妻共同债务的判断难度可能小于金燕。2018年4月,甘薇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信息显示,甘薇应向浙江中泰创展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4.03亿元,浙江中泰创展有限公司是贾跃亭的债权人之一。甘薇也曾在2018年1月7日发微博称,她和债务处理小组共同努力,通过资产抵债和出售资产的方式,实现部分债务的实质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贾跃亭在美国顺利完成个人破产,甘薇背负的债务是否会得到一并解决。多位破产领域专家都表示,其中的情况极为复杂。如果贾跃亭和甘薇共同的债权人通过个人破产达成了债务重组,甘薇自然可以挣脱债务束缚。但如果贾跃亭个人的债权人没有达成重组协议,由于国内尚无个人破产制度,即使贾跃亭在美国完成破产,其国内未参与破产重组的债权人依然可以向他主张债务,届时,甘薇是否需要承担这笔债务,仍然需要在夫妻共同债务方面作出界定。只不过,相比于金燕,甘薇至少已经“获益”于贾跃亭的个人破产。近日有报道称,贾跃亭在申请破产前已向甘薇转账51万美元,名义是家庭费用。这笔费用可能被认为是贾跃亭破产的豁免财产。贾跃亭如今已“资不抵债”,这51万美元可能是贾跃亭给陪伴自己多年的妻子的最后一笔物质回报。只不过,相对于曾经的身家,只得到51万美元的甘薇是否仍显得凄凉?在个人破产制度发达的美国,破产人的妻儿待遇得到了认真对待。原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沃伦曾坚定地代表债务人权益,呼吁放宽个人破产者的豁免财产范围。当美国提出“因欺诈而承担的信用卡债务列入不可免责的范围”的立法提案时,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反对,她游说的理由就包括:离婚的丈夫,极有可能恶意支取信用卡并破产;因为信用卡债务不可豁免,那么离婚的妇女和儿童,将不得不和财大气粗的信贷债权人一道,参与破产清偿。也就是说,债务人会通过申请破产,通过破产摆脱对前妻和孩子的抚养义务,并将离婚妇女、儿童置于与信贷机构竞争的位置。她还曾批评道:“这些妇女必须与财大气粗的债权人及其委托的收账机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离婚妈妈得到的补偿还不足她们应得份额的40%。”

原标题:个人破产制度与企业传承

编者按/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100万家企业倒闭。8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只有2.9年,存活5年以上的不到7%,10年以上的不到2%。换言之,中国超过98%的中小企业成立十年内都会走向死亡。

不仅企业的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中小企业基本进入了第一年创立、第二年赚钱、第三年倒闭的恶性循环。税费成本、人工成本、地租成本、物流成本都是需要企业实实在在负担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正成为一个突出的商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就指出,司法实践中,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主体自然人约占七成,法人案件约占三成。

从多年前太子奶李途纯因为对赌失败而不得不个人背负20亿元债务,到一代“鞋王”富贵鸟宣告破产创始人子女放弃财产继承,再到小马奔腾已故实际控制人李明遗孀金燕要承担2亿元范围内的连带清偿责任,以及近期贾跃亭在美申请破产和夫人甘薇“技术性离婚”事件。企业破产个人(创始人或实际控制人)负债案例一直就层出不穷。而伴随温州办结全国首例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个人破产制度再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应该说,个人破产立法对文化、婚姻家庭制度、债务制度等各方面都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从商业视角和企业经营的维度来看,个人破产更会对企业家个人的财富规划与传承带来深远影响,同时也必然影响到一系列商业法律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制度构建,比如个人破产与信托法相关联的制度,并进而影响到中国下一阶段的企业传承。

背景溯源

“大面积”个人破产的原因

2019年年初,贸易信用保险公司裕利安怡(Euler
Hermes)表示,2018年中国破产企业数量激增了60%,并预测2019年中国破产企业数量仍将呈增长态势。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的企业破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大量企业面临转型升级,或者竞争淘汰之时,很多企业家或创业者本人及其家人也不得不被卷入了“个人破产”的漩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面积”个人破产事件呢?

对此,中伦律师事务所刘经涛律师指出,“这与我国商业实践发展过程中债权人的自我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债权人在诸多公司融资活动中运用担保法等法律工具,使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规避了公司法设定的有限责任制度。”

其中,最主要有两大体现:一是银行贷款;二是企业融资中的对赌协议。这在民营企业的商业实践中表现尤其明显。一方面,民营企业发展初期缺少抵押的资产,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中处于不利位置,在缺少更多融资可能性的情况下,不得不签署个人甚至家庭(配偶)的连带担保。另一方面,伴随创新创业以及互联网商业的发展,过去十多年私募股权融资遍地开花,但几乎绝大多数的私募股权融资与创业者本人签署了一定程度上的对赌协议,最终将创业者本人及其家庭与其创业项目彻底捆绑。

刘经涛表示,“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的股东保证是将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绕开的典型。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惯常的风控手段除了让公司提供抵押财产之外,还会要求公司的大股东向银行出具保证担保书;如果公司大股东系自然人的话,大股东连同其配偶也会被银行要求出具共同保证书。而当公司经营出现困难而不能归还银行的贷款时,银行会将公司及其股东一并起诉,在担保有效的前提下,法院自然会判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在中国司法裁判文书网上,会查到大量的类似判决。”

此外,在股权类PE/VC融资实践中,金融资本也通过对赌协议、担保等工具要求公司的大股东对资本方的资金安全承担回购义务。

刘经涛指出,“所谓‘对赌协议’,亦称投资估值条款,系股权融资活动中资本方同融资方经博弈后达成的合意,调整融资方的估值,即如果融资企业的实际经营业绩低于预测的经营业绩或在某个时点之前不能上市,则融资方控股股东需按照一定的价格回购资本方的股份。”

然而,如果融资方企业没有能力回购的话,往往面临资金链断裂甚至企业破产的风险。轰轰烈烈的太子奶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而小马奔腾案件则体现了对赌失败后对整个家庭带来的更复杂的困局。

在小马奔腾案件中,小马奔腾的实际控制人李明同资本方建银投资公司签订协议融资4.5亿元,同时约定如小马奔腾如不能在2013年12月31日前上市,则李明等股东须回购其股份。最终,小马奔腾未能如期上市,对赌失败,触发对赌条款。

更加不幸的是,李明于2014年1月2日离世。于是,建银投资依照投资协议向贸仲机构提起针对李明先生配偶金燕女士的仲裁请求,贸仲机构裁决金燕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不仅如此,建银投资又向北京一中院提起针对金燕女士的诉讼,经审理一中院确认李明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金燕承担2亿元范围内的连带清偿责任。

金燕不服,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10月22日,北京高院做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缺少“个人破产”制度的背景下,金燕5年奔波下来,仍不得不面临由公司融资对赌制度传导至股东家人头上的2亿元的夫妻共同债务。

制度试点

温州首例个人破产案

在资本汹涌时代,收益与风险、增长与负债、融资与对赌、家庭与企业,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中国企业家去思考、去平衡的难题。然而,当这些难题变成普遍性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国家制度的建构,需要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推动,从而化消极为积极,进而建立更能推动时代发展的制度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欣新认为,个人是营商的最终权利义务主体,“企业破产救得了企业,救不了个人,在营商环境中缺乏个人破产制度会严重影响企业破产的实施”。

事实上,早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就提出:推动个人破产制度,完善现行破产法,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

2019年7 月 16
日,发改委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据知情人士透露,个人破产制度将试点先行,2019年底有望在个别地区启动试点。

与此同时,就在今年深圳两会期间,18名代表提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议案。而最新消息显示,目前深圳正积极争取全国人大支持制定个人破产地方法规或特区法规,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温州首例个人破产案“破茧而出”。在该案中,参与表决的4名债权人,在充分了解债务人蔡某经济状况和确认债务人诚信的前提下,经表决通过了最终清理方案,同意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自愿放弃对其剩余债务的追偿权,并同意债务人可以自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满3年后,恢复其个人信用。

美高梅国际官网开户,在清理方案中,蔡某提出按1.5%的清偿比例(针对214万余元连带责任债务)即3.2万余元清偿,在18个月内一次性清偿的方案。同时,蔡某承诺,该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

不难看出,首例“个人破产”案件首次探索自由财产、债务豁免、失权复权等问题,尤其是蔡某自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满3年后,恢复其个人信用,为其再次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供可能,这是对破产复权制度的积极适用。

对此,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明月律师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未来中国个人破产制度推开来的话,肯定会优先保护那些没有恶意的债务人,即‘诚实而不幸’的人,通过个人破产,提供重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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