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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中国会创造出第二个经济奇迹

2020年4月9日 - 美高梅正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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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的“2019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新阁大宴会厅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中国是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在工业化进程几乎可以说是结束之后,还能保持一个2.5%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奇迹,这将会是中国第二个经济奇迹。而这一切可能对我们未来的产业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演讲实录: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自己手头没有遥控器就感觉没有控制了,不太会讲。我可能就应和一下刚才晓求校长提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锚”,大概从我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判断,也包括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之后,对未来经济的一些判断,给大家谈一些感想。我想我们四十年经济发展,大家看到一个经济奇迹的诞生,那么讲中国发展模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那么在学界、政策界、企业界还是很有共识,过去我想可能我们改革开放把国家战略跟这个市场机制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一切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大家讲中国很特别,事实上就是说整个中国的发展模式按照现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像索罗的这种增长模型是非常好解释,就是我们在过去自身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的推动力量,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这方面的话,我们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资本这块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在于过去二十年我们通过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土地,房地产的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大量的抵押品,这样的话,我们社会信用急需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为整个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本来源,所以大家也看到,比如说二十一世纪,我们整个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比GDP要高6.1个百分点,但是我们又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物价上涨或者通货膨胀的阶段,这里面我想是我们这些基础设施、房地产,本身它所抵押所形成的社会信用,帮助中国经济迅速地实现了货币化、资本化,也解决了资本来源的问题。那么我们有人口红利,这些合在一起之后,基本上解释了我们大概看到的这四十年的激动人心的增长时刻。那从企业角度来讲,社会信用来驱动的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模式,改变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大家讲的比较多的是每一年7月份,都会关注这个数字,财富杂志会公布全世界销售收入最大的500个企业,中国在今年7月下旬的时候公布这一期排行榜里,已经首次超过美国,我们加上中国台湾省的话应该是129家企业,美国只有121家。那么我们第一次有企业入榜是1996年,1996年到现在二十多年时间,我们从一家没有,到现在居于全球第一,这背后我们见证的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变化,就是我们信用的投资拉动导致企业规模扩张的非常厉害。我想这些反映在我们上市公司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A股市场市值最大的10个企业,像阿里巴巴和腾讯是在海外上市,我们讲A股市场大家看到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十大企业有九家是央企,几乎都是来自于要素提供的一些行业,包括金融机构,能源,像茅台酒,我一贯认为茅台酒在中国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我想行业分布的特点本身,他跟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模式是连在一起。但这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保持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我个人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取得非常惊人的表现,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基本上我想在前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我们几乎是完成了工业化进程,那么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速度非常快,大家看到进入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年均增速基本在4%以上,而这个速度,我想是非常惊人,它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保持年均增长速度几乎是两位数的增长,而且长达四十年之久。那这一切合在一起之后,解释了中国经济的过去,那么现在大家讲的未来,特别是我想最近几年讲经济转型,特别是三期叠加,我们经济模式增长,结构优化,动能要转换,这种情况下,我们未来怎么办?未来中国经济怎么判断,这里面在讨论中国未来经济的时候,很容易形成二元对立的观点,要么极度乐观,要么极度悲观,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他们几乎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大家对不同的问题往往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我自己个人在理解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在我们工业化进程几近结束的时候,未来我们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的速度,我们难度在哪里,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表明你对中国经济中长期的态度,基本能决定我们未来十几年时间,到2035年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完成经济的顺利高质量发展。这里面的难度在什么地方?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现在整个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假如说美国为1的话,我们是0.43,这是通用的测量方法算出来,我们是美国的43%,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到2035年,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自己也估算了一下,刚才晓求校长提到了,有一个数字,2035年按照现在经济增长的态势,中国的人均GDP大概能达到3.5万国际元,按购买力评价来计算,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际元的概念,3.5万国际元,相当于日本在2004年的水平,大致对比中国台湾,还有韩国2016年、2017年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2035年是这样的情况。而这些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他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大概是美国的80%、90%,或者相当,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如果2035年,十六年后,我们达到美国的65%的水平,就意味着我们每一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应该比美国高出1.95个百分点,意味着美国现在0.7个百分点,需要我们达到2.6到3个百分点的样子,我想这个难度是非常之大,大家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我们到2010年之后,这个工业化的进程大致完成之后,这个速度已经降下来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还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应该说是没有太多的先例在里面。我想,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就是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得时候最大的挑战。大家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回答,其实决定了你对中国经济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在未来能够采取正确的经济对策,从而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比较高的速度,也决定我们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能够完成顺利的转型。一种态度,一种就是讲技术,我们现在进入5G时代,我们这个技术本身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学里面有大量的实证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太片面了一点,我刚刚讲到的经济理论的索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讲过一句话,大家认为计算机无处不在,但是就没有反映在统计数字里面,换句话说,靠技术本身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实这个作用存疑,可能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大。美国过去二十年、三十年,在高科技方面是领先的,但是他并没有转换成我们讲到的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他们现在只有0.7的样子,这个问题我想有A面的看法,也有B面的看法,是两种不同的看法。当然也有人讲,中国有很高的国民储蓄率,未来城镇化率会提升,会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使得我们中国还能保持一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升,这里面马上有几个不利的结构因素在累积之中。第一点,我们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地恶化,这种情况下,他对你国民储蓄率势必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未来我们是否还能保持高达40%以上的国民储蓄率,我想这个现在基本比较悲观。同时我们讲城镇化,我们现在确实有很多投资的空间在里面,但是投资效率普遍不高,这种情况下,未来你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在什么地方?还有人讲,我们未来还有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庞大的市场,5亿多的中产阶级,消费本身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我想这个证据本身也不是这么有说服力,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收入在国家企业跟个人之间是怎么分配,他能不能构成未来消费的驱动力量,这还是很大的问号。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去年人均GDP是9700美金的样子,但是我们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万人民币,换成美金就是4000美金的样子,人均GDP跟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是有严重的大的缺口,说明这个国家、企业或者机构拿出了很多,从这个角度来推动群体消费增长和产业变革,这个力量本身是否这么坚实可靠,还有待研究。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具体分析我就不讲它了。提出来之后,大家可能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未来我们怎么办?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可能回答我们提到的这个核心问题,就在未来能够解决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开始失速,甚至变得比较平庸的这样一个局面。我想这里面回归到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在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可能最关键的一点,要把正确的问题提出来,而且采取相对行之有效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正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在高增长发展阶段,怎么找到好的动能去驱动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这个命题本身的提出,以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我们未来经济政策的取向。这个本身不是一个短期的宏观政策的问题,大家现在讨论中国经济比较聚焦短期问题,比如明年的财政政策会怎么样,货币政策是什么方式,甚至可能会讨论汇率的变化,讨论具体某个行业政策的一些变化;但我自己感觉,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最大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应该思考的命题,在于我们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在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调整的时候,我们未来怎么去提升我们的效率,提升我们的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我想这可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其实没有答案,但答案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我们过去四十年成功经验所证明的,就是在企业家,企业家精神里面,中国人只要能找到正确的问题,我们一贯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这种精神和态度发挥出来,我觉得我们是有可能会破解这个话题。我自己也分析了一下,我们还是有一些因素,虽然讲了很多挑战,讲了很多需要去花很多精力克服的障碍,但是我们有几个利好因素。第一点,现在讲的比较多,我觉得确实行之有效,在未来构成很大的动力,就是我们有再工业化的可能性,再工业化本身可能在中国特有,因为我们互联网的上半场,中国有大量的应用场景,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加上一些应用科技的发展,它为AI、大数据、5G驱动的对产业的变迁,对产业的变革,带来很多可能性,那么中国的产业面临一个数字化转型的契机,这本身可能会带来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巨大提升的可能性,我想这可能是非常大的利好。美国为什么没有?原因很简单,他没有这么多的应用场景,而中国给定我们的体量、市场规模,给定我们在过去十几年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数据,还有应用技能的累积,我想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独特优势。另外一点,跟这个相对应的就是一个新基建概念的提出,中央经济会议提出很多基建方面的论述,背后隐含了新基建的概念,未来我们跟再工业化相匹配的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像5G也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云计算、物联网,包括未来的量子计算这样的高科技,它需要大量的投资,它会带来空间。同时我们在满足民生方面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提升,比如像旧城改造,未来租赁住房的发展等等,这一切还能形成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能。同时我们还有大国工业,中国不能走美国这条路,美国现在制造业在川普喊了好多年之后,上个季度,第三个季度有了历史新低,整个制造只占到GDP的11%,我们中国降到30%以下了,我们未来保持20%多甚至30%的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这样的话,大国工业在中美未来这种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某些行业需要形成供应链的闭环系统,我们需要发展自己的支撑性的大国工业,这块还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最后最可靠的一点,我想也是我们学会一直在倡导的事,还是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深化改革,来释放出活力,能够让资源配置的效率进一步提高。我想这些利好合在一起之后,我个人感觉中国是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在工业化进程几乎可以说是结束之后,还能保持一个2.5%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奇迹,这将会是中国第二个经济奇迹。而这一切可能对我们未来的产业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去展开了。但我给大家讲几个数字,可能会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体量会在变化,我们人均收入、年龄结构会发生变化,中国现在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在慢慢消失,但是做一个粗略的分析,到2035年,我们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大致上还有5亿多,甚至可能逼近6个亿的样子,这是整个欧盟的人口总数的总和还要多一些,到2035年,中国仍然有将近5个多亿的90后,45岁以下的年轻人群体,这个群体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完成了高等教育,他是有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这个群体本身的消费需求,他们的价值理念,他们本身具不具备企业家精神,他们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出现在这个市场上,我想他会决定很多产业的变迁。那到了2035年,我们粗略测算一下,中国人均GDP可能能达到3.5万国际元的样子,是韩国现在的水平,日本2004年的水平,如果我们说再分配机制方面的话,在个人、国家、企业做更合理的配置,这个消费能力应该是很强大,他们对医疗健康的消费,对很多东西的消费会提升。2035年,16年之后,我们简单测算一下,国民储蓄率降下来,整个居民消费从现在的38%、39%,能提升20个百分点,到58%、59%,这是庞大的市场。这里面的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我们上半年服务消费,占整个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比例超过50%了,到2035年,我们消费结构我们估测了一下,大概会达到美国或者日本现在的水平,就是整个消费里面60%以上是来自于服务消费,就是你购买的养老服务,金融服务机文化娱乐服务等等,这一切对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动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会带来不同的驱动力。我自己也是沿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分析方法,到2035年,最大的市场、消费者在什么地方,他们需要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就决定我们在未来十几年时间里面,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性质的商业模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生产空间。这些企业一旦发展起来之后,这些行业发展起来之后,不可避免的变成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我们有可能实现刚才我讲到的奇迹,就是说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我们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后,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图经常放,比如我们以十年为周期,看我们上市公司的结构变化,从1997年到2007年,到2017年,也是巨大的变化,但最近十几年的时间变化不大,基本上就是我们要素增长,到了一个成熟期了,我们最后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以提供生产要素,像金融机构或者能源企业,这样的企业。但是我我想2017年排行榜里面看到一个小的变化,我们两家企业起来了,这两家是民营企业,而且这两家企业的话,跟我们讲到的传统增长模式下所对应的微观基础不太一样,像腾讯和阿里巴巴按体量并不大,腾讯的话销售收入,阿里巴巴的销售收入只有3千多亿,4千多亿人民币的样子,比我们很多央企差很多很多,阿里今年的估值是5600亿美金,换成人民币是3.5万亿人民币,它的4千亿的销售收入带动3.5万亿的市场估值,在价值创造方面展现一些特点出来。我们在思考,再过十年,2027年中国企业的巨大市值企业的排行榜,我很确定这里面有我刚才提到的行业,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甚至包括服务业里面的很多很多头部企业,有可能会崛起。这些企业我想他们合在一起之后,将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改变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最终使得我们能够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那在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想这一切可能性都孕育在现在,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举措,以更大胆的方式,更彻底的改革开放,来捕捉这些机会,这是未来我们选择结果或者预测结果最好的这样一个路径。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跟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如果我们回避或是把中、长期结构性挑战误认为是中、短期宏观政策问题,就模糊了对中国经济问题本质的认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在第二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闭幕演讲时提到。

刘俏认为,中国经济本质问题,是经过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在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时,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必须直面的、最重要的第一性问题。对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增速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中、长期中国经济的判断。

他表示,全要素生产率能否继续提高,取决于能否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以及如何有效释放新动能。历史上,在人类拥有统计数据以来,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3%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答案或许藏在四大新动能之中:“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即产业互联网);“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国工业;以及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刘俏:我的演讲题目叫《如何理性地讨论中国经济》。取这样一个标题的原因很简单,大家讲中国经济的时候,比较容易二元对立,要么乐观,要么悲观,容易情绪化。我理解造成这种二元对立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最重要的第一性问题是什么,在认知和理解上还有很多偏差。如果我们是在理性地讨论中国经济,我们应该更多关心到底什么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挑战。很多时候,提出正确的问题其实更重要。

美高梅正规平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用现代增长理论解释

“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我引用德鲁克的这句话是想表达,我们需要正确认识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对过去4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判断。过去40多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这背后的很多原因,主流经济学家做了仔细的梳理研究。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共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其实并不特殊,完全可以按照现代增长理论来解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归因于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个理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我们过去40年做对了什么,同时能对我们未来真正面临的第一性的结构性挑战做出判断。

中国过去40多年高速增长一方面可以由要素投入的增长来解释。要素投入方面,我们经常提到“人口红利”,过去四十年,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工业化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资本方面,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的银行信贷,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资本化”程度。这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要素。例如,二十一世纪迄今,中国M2年增速比GDP高6.1%。按道理,我们的通胀应该很高,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的货币化,土地、房地产和基建等吸收了大量的资本,同时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发展模式里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这一特色也反映在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上。以信贷来驱动的投资迅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2019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财富》7月份公布的全球销售收入最高的500家企业中,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共有129家企业入榜,数量超过了美国的121家。这背后反映了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这也与我上面提到的社会信用扩张、信贷驱动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从上市公司来看,我们A股市场前10大市值公司,与美国前十大上市公司相比,结构上有很多差异。A股前10大市值企业基本上都是提供生产要素的,要么提供资金,要么提供能源。唯一一个另外就是茅台,但是茅台本身在中国的商业文化里似乎也可被视为生产要素。

回到索洛模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增速很快。与美国比较能说明问题。美国1870年-1970年这一百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是2.1%;中国过去40年的表现非常出色,1980-1989,年增速平均为3.9%;1990-1999年增速为4.7%;2000-2009年平均年增速为4.4%;
当然2010-2018年这段时间,增速出现下滑,大约在2.1%左右。

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并非易事

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能否完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全要素生产率尤为重要。原因在于简单的要素投入拉动增长已经越来越难。现在大家经常提到人口红利几乎快没有了;在资本层面上,有利于大量资本投入经济活动的金融周期上也基本结束。高杠杆和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很多后遗症,最为显著的是金融体系风险的汇聚。现在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在目前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我们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当于美国的43%左右,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是,我们(光华思想力课题组)测算,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中国的TFP水平即使只是达到美国的65%,也需要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即,未来十六年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增速水平。在人类历史有统计数据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3%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美国、日本都没有做到。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这是我们在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时,需要去直面的、最重要的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本身,基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判断。

那么,我们可以依靠什么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看法上的分歧大多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关。

是否可以依靠技术进步?有的学者或政策制定者把希望寄托于技术进步。索洛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计算机时代曾讲过:“计算机无处不在,就是没有反映在生产率的统计数字里面。”换而言之,他对技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是持怀疑态度的。事实上,美国在过去30年,在高科技、基础研究方面全球领先,互联网、生物科技、大数据和AI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领先优势,但是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只有0.7%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技术进步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因素。

是否可以依靠国民储蓄率和城镇化率的提升?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广阔的投资空间,高国民储蓄率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投资拉动的增长还可以进一步提升TFP。这个故事里显然有一个bug,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剧,几乎所有国家的经验都显示,人口结构变化势必降低国民储蓄率,未来我们是否还能保持高国民储蓄率?此外,我们目前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水平不高,大量信贷驱动的投资在投资收益率不高时导致泡沫金融的出现——“高杠杆”的影子一直萦绕不散。

依靠消费?也有人认为,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率上升和消费升级能让消费成为中国增长的持续动能。但我们的消费真的在升级吗?2018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000元,平均每月不到2500元,而我们的人均GDP超过6万元。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这种分配结构是否有利于支持消费增长?而且,我们目前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高峰期即将结束(例如,汽车销售已经连续15个月下滑),服务消费占比在上升,但新的具有同等量级的消费点在哪?另外一个事实是,在服务领域提升TFP难度要大很多。

所以,这些看似合理的因素经过分析后,结论不尽相同。这让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个适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投下一个很大的问号。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要从两面去看,乐观者只看到问题的A面,悲观者看到的是问题的B面。两者结合起来,一个真实的判断或许才能形成。

我们未来进一步提升TFP的难度很大。比如说,中国经济现在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50%,未来服务业的占比会继续扩大,但在服务经济主导的情况下,继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非常艰难的。

除了服务业,还要关注农业。目前,农业对GDP的贡献是7%多一些。农业用了27%的劳动力。2035年,农业的比重将降至3%左右,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不过4%,也就意味着,未来16年,20%—25%的就业人口,需要从农业、低端制造业流向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力将重新配置,必然面临艰巨的挑战。

此外,还有迎面而来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光华思想力课题组测算,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会达到23%,几乎4个人里就有一个老年人。而日本在2004年,人均收入跟我们2035年的预测大致相当时,这个数字约为14%,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未来会比日本要更加严峻。人口老龄化程度恶化,将带来储蓄率的下降,带来消费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对产业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也会影响我们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投资效率不高也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乃至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以上市公司为例,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过去21年时间平均为3%。一块钱的资本投入只能带来三分钱的税后利润,甚至低于银行的存款利率。这种情况下投得越多,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债务越重,杠杆下不来。这样的投资虽然可能产生一些GDP,但是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显然是不能够提高的。这里面当然包括很多原因,包括在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比如说民企其实比国企投资资本速率明显高出很多,但是金融体系却把大量超出比例的资金配置到国有经济、国有版块里。

再看另一个重要因素——城镇化率。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或能从目前的60%提升到75%甚至80%。城镇化确实能够带来投资机会,但是这其中有一个“惨淡”的现实我们大多不了解——人口流向什么地方?我们该投向什么地方?光华思想力课题组在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中国目前约有88%的地级城市人口规模其实是严重不足的,实际人口不到经济意义上最优人口规模的40%。换句话讲,实际人口比经济意义上有价值的人口数量要低很多。人口不足,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新兴的产业很难涌现;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伴随城镇化的房地产、基建、公共服务等投资不可能有太高的效率,盲目的大量投资最终变成无效投资。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情况这些年有所缓解,但是整体水平仍然偏高。我先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收入在中间40%的人群(即中等收入群体)过去30多年时间,也就是从1978年到2015年,人均收入的年增速是0.9%。换句话讲,这个群体并没有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中受益。这个群体正好是特朗普的票仓,他们对现状不满是美国反全球化或者说民粹情绪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情况会好很多,但大家不妨思考一下:未来我们增长模式如果不能实现包容性,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合理增长,让低收入群体从发展中受益,我们对全球化的认知、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会不会在未来发生根本逆转,反智、反全球化、反市场经济的情绪是否会逐渐泛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时去特别关注。

找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来源

简而言之,回避或是把中、长期结构性挑战误认为是中、短期宏观政策问题模糊了对中国经济问题本质的认知。中国经济本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在工业化进程几乎结束之后,如何去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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