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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要倡导公益慈善筹款伦理 筹款人不应拿提成

2020年4月4日 - 理财保险

如何区分商业筹款人员 与公益慈善筹款人?

●互联网众筹平台降低了公众发起筹款的门槛,调动了公众自救、互助的积极性,是对国家医保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有利于落实精准扶贫,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消除致贫根源,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叶盈

从水滴筹扫楼舆情谈起

大病救助行业在法律、政府监管与平台风控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互联网众筹平台亟待厘清开展公益和商业活动时的道德、法律边界

近一个月,水滴筹扫楼地推乱象、“筹款顾问”诱导病患瞒报信息筹款、根据筹款提成等现象遭到曝光,引发广泛关注并持续发酵。这并非水滴筹等大病个人求助平台第一次引爆舆情。自从个人大病求助平台业务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商业模式,围绕此类平台的负面新闻与争议始终保持间歇性喷发的节奏。

诚然,目前公益慈善行业的能力尚不能支撑全社会的大病救助需求,《慈善法》也没有限制公民个人向全社会求助的权利,大病个人求助平台确实给公益慈善组织暂无能力覆盖的群体提供了求生路径,也在客观上确实服务、帮助了上百万个受益人与他们的家庭。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这是该类型平台基于其商业逻辑和业务模式提供的商业服务产品,并不属于公益慈善行为。

公众的参与能力和辨别能力亟须增强,辨别清楚互联网众筹平台的捐款机制是什么,促使相应的互联网众筹平台加强自身监管

并非所有免费服务等于公益服务。即便水滴筹是免费的,承担的却是水滴保险市场营销部门的功能。虽然水滴筹创始人兼CEO沈鹏辩称,水滴筹本身的保险签单额直接转化,只是水滴保险签单保费总额的一小部分,但水滴筹为水滴保险带来的品牌曝光度、认知度、用户心智教育等影响力,又岂是只看直接转化率能一概而论的。

近日,水滴筹被曝出其工作人员在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12月5日晚,水滴筹创始人、CEO沈鹏在微博发表公开信致歉,表示已成立工作组展开相应调查,并且全面暂停了线下服务,欢迎大众监督,并称:“再管不好,我愿把水滴筹交给相关公益组织!”

更为棘手的是,虽然水滴公益平台获得了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平台资格,但水滴筹的“个人求助”业务板块并不属于指定范围。然而,在开展扫楼的核心阵地医院附近,一度能看到某某筹的广告标语把民政部指定平台放在显眼位置为其背书,水滴筹的扫楼人员也均以“志愿者”自称。刻意模糊商业与公益边界的行为,让普通人防不胜防。

这是水滴筹被曝出管理危机以来,沈鹏首次公开表态。

对于公益慈善组织的筹款人而言,每一次爆发这样的舆论危机都意味着躺枪。水滴筹此类平台引爆的舆情一次次消耗着社会信任资本,冲击着本就脆弱的公益慈善的“公信力”。除了质疑,除了指望政府加强监管,除了指望商业公司能看在舆情压力的分上,改过自新、加强自律,公益慈善行业自身还能做什么?我们还能帮助捐赠人做什么?

“扫楼式”筹款,水滴筹哪儿错了?互联网公益,谁来保护捐助人的善意?

为何要倡导公益慈善筹款伦理

扫楼式筹款引争议

公益慈善行业需要提升自身的筹款专业性,尤其是加强自身的职业伦理建设与倡导,才能提升行业整体公信力,并让社会公众得以区分公益慈善与商业行为,从而维护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的信心。

相关边界亟待厘清

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公益慈善筹款的专业化更是刚刚起步。与英美公益慈善筹款发展历程非常不同的是,中国公益慈善市场化筹款的发展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新的浪潮,互联网筹款成为中国公益慈善筹款的一张“名片”。

11月30日,一篇名为《卧底实拍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的媒体报道,让水滴筹再次陷入舆论风波。

方德瑞信和阿里巴巴公益于2017年联合出品的《2015-2016年度中国第三方线上平台公众公益参与方式研究报告》指出,第三方在线公益平台以高效的商业运作手段和强大的网络资源,推动了公益行业的发展。然而,面对商业资本的入局,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在价值观与伦理建设方面尚未做好准备。

这篇报道称,水滴筹筹款顾问让兼职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医院里“扫楼”,成功拉到5单以上,就能获得80元/单的绩效奖励。筹款顾问还称“有百万房产也能发起水滴筹”,因为“捐款人看不到”。打着“志愿者”或众筹顾问名号的地推人员,每单最高提成可以拿到150元,月入过万,末位淘汰。

公益慈善筹款伦理是中国的公益筹款人获得社会认同与职业尊严的基础,遵守筹款伦理是公益筹款人有别于商业销售、市场营销与广告公关行业从业人员的核心专业能力之一。公益慈善筹款伦理对公益慈善领域筹款人行为的要求,基于相关的法律规定并高于法律对其的要求。

随后,水滴筹发布说明称,公司已展开相关情况的排查,视频报道中提到的部分地区个别线下人员的违规现象,严重违反了水滴筹公司价值观、准则及相关规定,调查清楚后将给以严惩。同时自即刻起,线下服务团队全面暂停服务,整顿彻查类似违规行为,组织重新回炉学习,再次加强平台纪律培训和提升服务规范,培训通过后方可重新提供服务。

非营利领域的美国著名法律专家布鲁斯·霍普金斯认为,筹款的定义是“以慈善为目的创造收入的行为”。国际筹款领域著名学者阿德里安·萨金特和尚悦在合著的筹款专业教科书《慈善筹款原理与实践》中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从这份说明来看,水滴筹似是痛改前非,却也坐实了筹款顾问地推视频为真。

美国公共慈善机构收入来源主要由政府补贴、为政府及私营部门提供产品与服务的收入、投资收入、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构成。筹款对应的是筹集捐赠收入,也被称为“慈善收入”,包括基金会和企业资助、大额个人与小额个人的捐赠。

在慈善行业第三方数据平台——易善数据总裁陶泽看来,水滴筹“扫楼”事件,已经不是志愿者的问题了,“应该更精准地用‘员工’来定性,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团队,实际上更像企业员工或合作者,他们要面对考核,在考核的驱动下,对病人、患者或者其家庭不严格考察,以获得业绩。水滴筹也应该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弄清楚工作流程和具体细节,才能够更好地判断”。

在国内,如按照捐赠收入来源划分,目前我们所说的筹款,主要对应的是筹集理事会捐赠、基金会资助、企业捐赠或资助,以及大额个人与小额个人捐赠的行为,不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收入和投资收益等其他收入。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认为,从全球发展的趋势来看,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厘清公益与商业的边界确实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作为商业机构,不管什么原因要参与公益事务,最重要的是不违反底线性的东西,如最起码的法律法规和基本道德,不能利用虚假信息来欺骗捐赠人。

根据《慈善筹款原理与实践》一书的梳理介绍,美国至少29个州都对筹款人给出了定义,并且大部分州对机构雇用的全职筹款人和第三方职业劝募人都特意加以区分,绝大多数州对职业劝募人及聘请他们筹款的甲方机构都有严格的监管。国际筹款人认证体系CFRE在角色划分上也做出了区分,将就职于某家机构并为该机构筹款的全职人员称为职员,将以合作或受聘请形式为某家机构提供筹款服务的人员称为顾问。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法律顾问张凌霄的意见是,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等都属于公司,不是慈善组织,因此水滴筹并不受慈善法规束。慈善法主要是调整慈善组织的行为,水滴筹只能受民法、合同法等法律条文的规束。

美高梅正规平台,基于中国国情,我们目前所定义的公益慈善筹款人有四类:负有筹款职责的机构或项目负责人、筹款团队的全职工作人员、筹款志愿者,以及为公益慈善筹款提供服务支持的筹款公司、咨询公司和互联网筹款平台从业人员等。我们需要先强调一个常识,不能把筹款人简单等同于销售。想要实现有效筹款对于一个机构而言是一项系统工程,和机构自身的治理、发展目标、市场营销、项目设计与成本投入等各方面都息息相关,不是靠简单外包或招人能够解决的问题。

“水滴筹遵循的原则就是个人在平台上发布信息求助,然后捐助人给求助人捐款。这里所涉责任应该由两类主体承担。第一类主体是互联网众筹平台,要审核求助者个人信息是否真实。如果信息真实,那么捐不捐就由捐款人来承担,这是第二类主体的责任。”对于水滴筹的基本运作机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对《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

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并非只针对公益慈善组织从业人员,而是面向公益慈善筹款行业中的所有筹款主体,包括商业组织、全职独立筹款方、公益慈善组织雇用的筹款工作人员,以及组织招募的筹款志愿者等参与开展筹款工作的主体。如果各种筹的平台号称是做公益慈善,那就需要遵循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其实任何一个职业都需要有自身的职业伦理,各种大病个人求助平台也曾联合发布过个人求助平台的自律公约。

补充国家医保体系

国内外公益慈善筹款伦理发展历程

警惕众筹性质变味

公益慈善筹款伦理在国际上的发展已有近80年历史。推动筹款伦理发展的主体,是以美国筹款人协会与英国筹款人协会为代表的筹款行业组织。

近年来,构建场景、流量变现成为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新风潮,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入局。

2006年10月,历经3年的讨论,在第四届国际筹款峰会上,参会的24个国家的筹款行业协会代表全票通过了第一部《国际筹款伦理守则》,由超过3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筹款方协会一同编纂,并主张不同地区的筹款人继续遵守当地关于筹款伦理的要求,而守则本身仅关注全球筹款人应共同遵守的基本守则和价值观。

2017年以来,互联网众筹平台更是纷纷谋求持有保险中介牌照,开发与场景相结合的保险产品,以实现对既有资源的挖掘。

2016年,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前身“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加入了《国际筹款伦理守则》的倡议组织,并面向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布了第一份筹款伦理倡议。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和大众物质生活改善的基础上,众筹应运而生。不足十余年时间,整个众筹行业的规模已经十分可观。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发展中国家众筹发展潜力报告》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国众筹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500亿美元。

2018年,在南都公益基金会与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方德瑞信联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在2006年与2018年两个版本的《国际筹款伦理守则》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本土版的《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

张凌霄对《法制日报》记者介绍,根据国务院权威数据,我国现在仍有40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精准扶贫不仅关乎这4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更关乎社会稳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医保体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建立了大病医疗和农村新农合为主的医保体系。尽管如此,国家层面的医保体系只能是一种兜底措施,尤其在重疾方面,求助渠道严重缺乏。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一批互联网募捐平台、个人大病求助服务平台应运而生。

为了让这些准则不停留在一纸倡议,而是成为每一个公益人自觉自律的在日常具体工作场景中的行为规范共识,在2018年下半年,项目组编写了第一版《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对每一条行为准则条款如何在实际中落地操作,提供尽可能具体详实的指引建议。

仅以水滴筹为例,今年6月,在水滴2019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水滴公司宣布完成由博裕资本领投的超过10亿元的C轮融资,不到3个月时间,水滴公司获得的融资已经接近16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9月,水滴筹已经帮助患者筹集了235亿元的治疗金,精准帮扶国家级贫困县的困难患者超过7万人,近2.8亿人参与救助。

2019年,项目团队通过机构试点、专家研讨、能力建设等工作吸纳反馈意见与建议,对第一版的准则和手册进行调整,使其更加贴近中国本土公益慈善筹款行业的实际情况。

“相较于传统的求助方式,互联网众筹平台更大程度地为公众求助或帮助他人提供了便利和保障。这些筹款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发起筹款的门槛,充分调动了底层民众的自救、互助能力。”张凌霄说,对于落实精准扶贫,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消除致贫根源,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互联网众筹平台起到了重要的助力和补充作用,也是对国家医保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

在组织试点工作模块,项目组根据组织所处不同议题领域、组织发展规模、所在地域等特点,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地邀请10家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组织参与筹款手册的试点执行,秉承自愿参与且有意愿进行试点执行为前提达成合作。

陶泽也认为,互联网众筹平台能够更高效地完成个人救助,解决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多鼓励互联网公司参与社会慈善工作,用互联网技术帮助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在参与社会创新的过程中,也应该直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投入更多资源将好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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